在我看来“生物决定论”的胜利对于精神医学的明天将是另一个“深坑”。因此，我们应该为弗洛伊德的学说辩护。尽管他的学说有缺陷，但他是用精神的路径来探究精神疾病。哲学化（精神化），去医学化（本质是去生物学化）恰恰是他的高明之处。
《精神病学史——从收容院到百忧解》，［美］爱德华·肖特著，韩健平、胡颖翀、李亚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47.00元
读完爱德华·肖特的新著《精神病学史——从收容院到百忧解》，心中一阵惶惑。这不是一部四平八稳的医学史著作，照Kirkus Reviews的评论，“这是一部独持己见，充满逸闻趣事的历史”，恰恰因为它别有“性格”，而应该受到读者“格外”的关注，或许，你并非赞同作者的观点或结论。我就不甚赞同他把弗洛伊德学说彻底扔进垃圾桶的作派。
这部近600页篇幅，有130页注释的医学专科史著作很显然不是写给普罗大众阅读的，虽然通篇在讲故事。故事的背后展示了近代精神医学“击鼓传花”的发展路径，早年精神医学的“风暴中心”在法国，后来转移到了德国，最后移师美国，无疑，法国大革命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理念也惠及了精神病人，是法国精神病医师皮内尔首先为疯人砸碎镣铐，随后开始用治疗的姿态（组建治疗性收容院）取代幽禁（疯人院），德国精神医学的崛起与犹太族群不无关系，肖特惊奇地发现：欧洲的精神医生大多有犹太血统，精神分析更是“一枚犹太人团结的徽章”，因此，德国精神医学高地的丧失就是因为***对大多数犹太医师的残酷迫害，美国为犹太医师的善待使得它成为精神分析学派的福地，至1940年代，精神分析开始占领美国最重要的精神病学职位和大学的院校。
该书还讲述精神医学如何在生物学趋向与精神分析取向之间“荡秋千”，19世纪末，脑解剖学进展和大脑沟回的功能定位，催生了第一次生物精神病学的诞生，随后是长达70年的精神分析时代，随着电休克、胰岛素昏迷疗法、电生理诊断与干预的进展，脑叶切除术的冒险，脑化学介质的提纯与分析、精神疾病遗传与基因证据的获得，以及精神药物学的长足进步带来了生物精神病学的春天，到1970年代，生物精神病学重返主流地位。精神分析被逐出正殿，成为被审判的对象。
尽管肖特一再宣称“精神医学一直在两种精神疾病的理解之间做困难的选择，一种观点强调神经科学，热衷于大脑解剖、大脑化学和药物治疗的探索，希望在大脑皮层的生物学视野中找到精神痛苦的根由；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患者生活的社会与心理、行为方面，将他们的精神症状归因于社会适应问题和心理压抑，归因于无意识层面，或灵魂开阖的某种神秘的驱动机制”。但肖特很显然不准备“和稀泥”，做“骑墙派”，而是旗帜鲜明地支持生物主义的精神病学，批评、清算浪漫主义（心理学，唯灵论）的精神病学。尤其反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在他的笔下，弗洛伊德是近现代精神医学的罪人。将精神医学引向“去医学化”，“玄（哲）学化”的歧途，一个简单的真理就是“让细胞说话，让弗洛伊德闭嘴”，“一片药片胜过几小时无谓的谈话”，心理分析不过是自欺欺人，未来的精神医学应该彻底清算、抛弃浪漫主义和玄学，回到生物学的正确航道上来。
肖特（Shorter）无疑也是一位“射手”（shot），而且，他的“射手”思维、“战士”姿态带有普遍性，前不久，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弗洛伊德批判》一书，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案例（安娜、狼人等）和理论彻底颠覆，而且还指称弗洛伊德涉嫌学术造假，编织谎言，欺世盗名。相形之下，肖特还显得“费厄泼赖”（Fair Play）。
其实，对弗洛伊德的批评与背叛并不陌生，精神分析学派内部就常常有人“揭竿而起”，弗洛伊德的弟子几乎后来都与他分道扬镳了，荣格如此，阿德勒也如此。但无论如何，弗洛伊德的学说依然是20世纪最显赫的思想成果，他作为科学时代的解梦师，为我们消解科学主义的“板结”，开启了智慧的门径。因为弗洛伊德学说的存在，我们才对“精神疾病应该如何界定？”“精神疾病的历史应该如何书写？”有了别样的答案。不然的话，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就完全没有了区别，精神疾病的历史与传染病的历史也完全并轨运行了。在我看来“生物决定论”的胜利对于精神医学的明天将是另一个“深坑”。因此，我们应该为弗洛伊德的学说辩护。尽管他的学说有缺陷，但他是用精神的路径来探究精神疾病。哲学化（精神化），去医学化（本质是去生物学化）恰恰是他的高明之处。
毫无疑问，现代医学正在陷入科学主义的泥沼，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盛行，根据这个逻辑，我们应该“杀公鸡”，“存母鸡”，理由很充分，公鸡只打鸣，不下蛋，打鸣也罢，从来不遵守标准化，声调、频率、波长都随意为之（典型的自由主义兼风头主义）。母鸡才有效益，天天下蛋，经过饲料管理（如同受控实验），还能做到大小、色泽均匀。肖特的《精神病学史》就是一部“杀公鸡”的历史读本。也是因为肖特翔实的资料，鲜活的叙述，流畅的翻译会强化读者“杀公鸡”的义愤。一旦蔓延开来，酿成运动，将不仅是“公鸡”的不幸，也终将是“母鸡”的不幸。
“刀下留鸡”！
好书,希望有机会一读,也希望多点人读.现在是科学太少,伪科学及宗教式信仰太多(无视证据)。
历经"70年","生物精神病学重返主流地位",至今仍在迅猛发展，而心理治疗似乎无力重现往日精神分析的辉煌。这并不是在中世纪宗教迫害之下。而是在民 主 科学竞争下的自然结果。尽管有足够的时间，充分自由地发展空间，也有层出不穷的心理学流派，但至今似乎尚无相对一统对心理学现象的公认分类。在方法学上也百花齐放，甚至南辕北辙，不过治疗效果到有时相仿。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任何一种心理学流派都不可能“重返主流地位”，担当起对精神异常者的治疗重任。心理专科，心理治疗医院可以存在，但相当长时期内只能处于辅助的，不重要的地位。
我也曾有兴趣试图了解心理治疗，但感到不同的心理学流派之间缺乏沟通，门户之见甚深。学习某一流派真要有点宗教崇拜精神，不要有太多的为什么，对其他学派，尤其生物精神病学要充分批判。这些实在不符合本人多年的医学科学训练。
不过“精神医学令人忧虑的新趋向”，不是心理医学的新趋向，各位心理大师仍可大力发展，以图某日成为心理医学的主流，并进而重现当年精神分析学派的辉煌，将生物精神医学置于附属地位。
对于精神医学而言,回顾其走过的历史,我们就可能对精神专科的发展前景有更清晰的认识。而不会被种种“流行”搞晕了方向。
转贴网上的书评(似乎没有楼主那么危言耸听)
治疗师、“看门人”及其他
精神病学史 － 从收容院到百忧解的评论
19世纪的英国乡村，一间宁静的小教堂里，当简•爱和罗切斯特与他们的幸福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不速之客却打断了这场没有嘉宾的婚礼。面对不知所措的简，罗切斯特讲述了关于他妻子的故事：“伯莎•梅森•罗切斯特，她家三代有疯病，但是他们看我年轻没告诉我……就在婚礼的当天，她想杀死我……该拿她怎么办，简？把她交给疯人院，让一些陌生人打她、用冷水浇她？你们有没有去过疯人院？”这是小说《简•爱》中的一段重要情节，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把此书及其同名电影看了个烂熟于心，所以当我读到《精神病学史》的相关章节时立刻就想起了它。该相关章节是这样的：19世纪，精神病学家提出一种有关神经科学的的遗传学与生物学解释，认为精神疾病具有严重的生物和遗传成分，而且当这些疾病从一代传给另一代时，它们会恶化，在家系图和全人口中引起进行性退化。这一理论不久就在欧洲许多国家被广为接受，海峡另一边的英格兰当然也不例外。一种精神疾患因其所具有的遗传性成为影响家族荣誉的重要因素，而被“关”进收容院更成为“家族污点”的具体体现，这样的背景在小说中得到如此充分的表现，可见此种理论对当时社会影响之深。
还是言归正传回到《精神病学史》。此书的副标题谓之“从收容院到百忧解”，表明作者在书中所要完成的是一件线索庞杂的任务。治疗性收容院开启了人类精神病学的历史，而百忧解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与之相应地，精神病医师们的角色也从“治疗性收容院的医疗者”演进为“百忧解的看门人”。一首一尾之间是精神病学200年的跌宕起伏与一波三折。不过，时间跨度之长倒在其次，精神病学的绵延流变并不只是时间轴上的伸展，它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生长方式，并且与人类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上的进展与社会态度的变迁，精神病学史至少是这样两条线索的相互融汇交织；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此二者的互动，才写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精神病学史。
精神病学开始于治疗性收容院的出现。在治疗性收容院的早期倡导者们看来，精神疾患像其他疾病一样是可以被治疗的，而精神疾病患者也并非是注定要被社会遗弃的一群。但理想虽说是美好的，现实却总是不尽如人意。治疗性收容院不久就变成了“大货栈”，各色人等齐聚其中，而治疗性收容院所主张的秩序良好的生活与亲切坦率的医患关系所带来的信任感随之烟消云散。精神病学与收容院时代就这样一同走进了死胡同，生物精神病学时代紧随其后，科学家们开始深入到人脑内部寻找病因。
生物学与遗传学方法的加入，使得有关精神疾病的研究也像其他医学专科一样有了科学撑腰，精神病学者们的腰杆子也因此硬了起来。但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也正是生物学与遗传学方法最终导致了退化理论的提出，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公众对精神疾病的某种恐惧，而且更由于退化理论的拥趸们将其适用范围无限扩大，到1933年后，退化成为***意识形态中一个正式的部分。对于生物精神病学而言，滥用带来的恶名显然比研究纲领本身的退化更为致命。第一次生物精神病学时代扫眉耷眼地淡出，留下一大串划不完的省略号，直到数十年后的1970年代强势回归收拾旧山河。
在通常视野下，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似乎是精神病学史上的华彩乐章，不过此书作者对其评价显然不高。此书以“精神分析：间断”为题为弗氏及其理论之传播单列一章，此举似可做如下二层解读：一方面，弗氏及其理论的确在精神病学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从其传播范围之广、受影响人数之众已可见一斑，将其忽略不谈显然有些说不过去；但是另一方面，以“间断”为题其实也表明了作者的立场，即精神分析其实是对精神病学起源于其中的生物学方法的某种偏离。如此的评价与写法源自作者写作此书时的立场。正像精神病学者因遗传学和生物学的加入而硬起了腰杆子一样，作者要描述的精神病学史或者说他认为的主流的精神病学本来也是这样一种硬腰的科学学科。弗洛伊德及其学说的铺天盖地在作者看来多少有抢班夺权之嫌；生物学方法重掌帅印将焦点重新拉回到对大脑的探究，这才能让他信心满满，他毫不掩饰这种胜利者的喜悦，于是他写道：“如果说在20世纪结束时出现了一种重要的知性现实，那么，它就是精神病学的生物学方法——把精神疾病作为一种受遗传影响的大脑化学物质紊乱去治疗——已经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支配精神病学史的弗洛伊德观念，现在就像最后的冬雪一样消失了……”
在生物精神病学一路凯歌收复失地的进程中，作者显然看到了医药产业在其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制药产业催生了精神药理学，而精神疾患门槛的降低则制造出大量患者，如此种种共同书写着百忧解所营造的流行文化，这是一个当代的故事，正在我们身边上演。不过在此书作者看来，即使有制药产业深度介入，人们似乎也不必如临大敌。照他的说法，一来要区分好科学与唯科学主义，“将种种人类问题都转换成抑郁等级，并用一种奇药使之全都能够治疗，唯科学主义是其背后的原因”，这是要反对的；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正是有了制药产业的推动、精神药理学的兴起，才诞生了这种抗抑郁药物既快速又安全，实在是好；二来就算持有上述主张也不要紧，至少它“有助于精神病症在公众的眼里开始看起来可以接受”。细想之下，这的确也是实情，200年前精神疾病患者往往被归入异类而被打上耻辱的标记，但如今，既然大家都抑郁了，只是程度不同，那就谁也别嫌弃谁，一起吃药吧，吃了药百忧尽解，世界也归于和谐。
如此层层解析之后，作者似乎像是一个挟科学之势却又有些摇摆不定的某几种主义者。但是且慢下此判断。翻回到他为此书所撰写的中文版序就会看到这样一段话：“认为身处西方社会的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精神病学问题，在这种民族中心主义信念下来抛弃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智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失误。因为很明显，我们并没有彻底解决精神病学中的问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许多民族，他们的若干世纪的经验和智慧有着重要的价值，它将不会消失，因为它没被美国药物专利法保护，因为它远离美国学院精神病学的这座雷达。……来自其他文化的读者，应该反思他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可能掌握的、对人类有价值的知识。”这句话看来很重要，它不仅为精神病学的下一个或几个百年埋下了伏笔，似乎也暗示了精神病学史研究的另一种视野。
精通心理学的精神科医生是好医生；掌握精神病学的心理治疗师是好心理治疗师。作为在精神心理领域工作的人们，非但不能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泾渭分明的区别开来，反而应该将这两者融会贯通。与其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互相排斥、诋毁，还不如搭建起这两者之间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