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来温哥华也有一个多月了。感受到了这里精神卫生的特点，相对完善，更加的人性化，当然也必然更加费钱。

精神病的诊断和治疗和其他学科医学不同，是和文化背景联系异常密切。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和这里的文化、法律相配套的体系，也是加拿大社会福利的一部分。精神病人的所有治疗费用都是政府承担。对于无家可归的病人，有专门的housing program来安排其住宿。

我想首先需要从文化背景来理解当地的精神卫生。

西方社会非常注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当一个人满成人的年龄的时候，原生家庭对他是没有责任和义务的，也就是没有监护权。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得了精神分裂症，从法律上来说，家人是没有权利将他送入精神病院的。如果是一个内科外科疾病，病人有自主能力，自行做决定是否需要治疗。我们当然不用担心一个高血压患者不愿意治疗。但是精神疾病的困难是往往病人是没有自治力的。不会主动要求治疗，而疾病导致病人的社会功能更加退化。更加不会去治疗，恶性循环。但是家人又无法介入。于是社会和政府承担起了责任，从医生的诊疗到病人的用药，全部由政府买单。医生有非常大的权利，当发现病人有自杀或者伤害他人的可能的时候，医生可以决定是否需要将病人收入院。当和温哥华的医生护士谈论这点的时候，我很惊讶，他们也很惊讶。我惊讶于医生的权利如此大，而他们惊讶于在中国居然是由家属做所有的决定。在这里，对于病人的治疗，是否可以出院，都是医生说了算。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一个类似于合同的东西——extended leave。住院病人病情好转考虑出院的时候，但是还是有伤害他人或自己的潜在可能，或者病人的病情非常严重，必须维持治疗的时候，医生会单方面的签署一份文件就是extended leave，文件规定了病人出院后必须做的事情，定期门诊，坚持服药等，如果病人拒绝做这些事情，医生可以通知警察局强行送病人入院。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病人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受这样的东西约束，他可以请律师，向某医疗行政部门申诉理由，之后会有另外两个医生一起来决定这个病人是否需要extended leave。

当然并不是什么都是医生说了算。在这样一个注重自由和权利的国家，病人的权利也是很大的。如果这个病人没有extended leave，那么是否服药，是否要继续看医生，都是由病人自己决定了。

温哥华另外一个特点是，精神病医院变的越来越小，住院的时间变的越来越短。更多的病人是放在社区。由社区的精神科医生，护士，治疗师，社会工作者一起来管理和治疗。其实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内的门诊。病人会定期来社区看医生，从开始的一个星期，到后来可能就是三个月一次。医生开了处方，病人可以去药房直接拿药。

一个病人会由一个case manager，一个医生负责。医生负责药物治疗。而case manager会负责病人的别的一切，从生活起居到人际交往，房屋住宿，工作，就像是病人的保姆和家长。Case manager可以由护士或者社会工作者担当。每个case manager手下会有很多病人（人数忘记了），从这个病人入你的组开始，除非病人搬出这个社区或者死亡，都是由这个case manager负责，所以他对病人是非常了解的。

或许你会觉得这样case manager不是会被很多琐事忙坏掉，比如病人没有住处，你却要不到房子。那是在中国。在温哥华，归功于制度的完善，当病人需要住宿，case manger只要打电话给housing program的负责人，那人就会去安排。类似的事情都由别的相关人员负责。我曾去过一个比较新的house，惊讶于那里的条件，如果三星级宾馆一样的房间，有一室一厅，有两室一厅的。病人甚至可以住在那里一辈子。

和一个来自国内长大，在这里执业的精神科医生聊天，他说这里的制度是很好，完善，但是觉得太费钱了。但是据另外一些本地医生说，之所以发展成为目前温哥华的社区模式，就是因为住院费用太贵，政府想省钱。（听说别的发达国家也都是社区模式）。据说社区模式让政府省下了一大比开支。

这里的制度都是和这里的文化，经济相配套的模式，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经济背景，需要一套与之匹配的模式，这里的一切看起来确实非常好，恐怕在短时间内我们是做不到这些的。

二、治疗理念

在温哥华除了医生、护士、心理治疗师之外，还有职业治疗师（occupational therapist,OT）和娱乐治疗师(recreational therapist,RT)。OT其实有些类似我们的心理治疗师，应该算是心理治疗的细化，OT主要关注病人的社会功能的康复，他可以是做一对一的治疗，也可以做小组治疗，比如戒烟小组，他可能也会关注于病人职业技能的培训，比如电脑，手工，烹饪等。他也会关注于病人对社区设施的利用，可能会带病人出门，教他们如何坐公交车，如何参加娱乐活动。OT活跃在社区精神卫生的各个部门。

有一次和一个community link program部门的OT一起上门教一个病人如何坐公交车，如何利用社区的资源娱乐。那个病人有强迫症以及诊断过分裂样精神障碍。一路上他都在回头检查。看上去就是呆呆傻傻的，那个下午，他带病人如何坐车，然后去了一个体育馆，那里有另一个team的RT在组织羽毛球娱乐。（说实话，我看不出那个下午的羽毛球活动有什么特别，是一个专业的RT做的事情，一般的人都能做，或许一次并不能说明全部）。

我想说的是，和那个OT的谈话。谈到了recovery。在我的原来的概念里面，对于精神疾病来说，recovery就是消除他的症状，不影响他的生活。至于他的生活能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很难说，也不太会预期太好，像正常人那样。但是在一开始，他给我看的一个他们的治疗目标等。看起来就像是要让病人恢复到很好的状态，像正常人那样。我心里想，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这样做能让病人恢复到什么样的状态。然而在和病人一起打羽毛球的时候，我还是能觉得，这些病人还是和正常人不一样的，他们的语言举止，和中国的精神病人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这些病人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想要的方式生活，而在中国，他们的命运可能就是一辈子住医院。很多东西都是概念的问题。就说recovery，有时候我也很矛盾，精神病人到底要恢复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呢，他们能到我们常人这样的功能水平吗？我想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如果他能按照他想要的生活方式生活，能生存，能娱乐，能交朋友，就可以了。我怎么知道我的生活方式就是好的呢？病人的方式就是不对了呢？虽然我还是认为我是对的。

国内很关注病人的症状，比如在论坛里就有人会提出如何处理病人顽固的听幻觉。但是这里并不如此。那个OT和我谈起他的一个朋友，精神分裂症。有听幻觉。一开始强制要他吃药，虽然他的症状有所缓解，但是之后他拒绝吃药，和朋友之间，家庭之间的人际关系也不好，整个人非常退缩。但是后来当家人和朋友不再劝他吃药，他也不再吃药了，然而人际关系却改善了。现在他虽然还是有听幻觉，但是他能够正常工作，有女朋友，有朋友。对于他来说，这就是recovery。Recovery的是他的生活，而不是症状。或许我们太关心症状本身了。

教科书上写，病人开始的阳性症状，到后来由于过量的多巴胺损坏了大脑，使得多巴胺数量减少，于是后来发展成阴性症状。这是我受到的教育，于是当我的病人有阳性症状的时候，我会尽量想办法让症状消失。但是在这里，我的想法受到了冲击。对于这点，我还是很矛盾。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概念的问题，你认为是对的，就去做，然后是不是正确，很难说，只有时间能验证。

为什么精神病人往往会拒绝服药，就算他们知道自己有些不正常，但是他们觉得自己能控制自己，而不需要药物。对，“控制”！当你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生活、命运，思想的控制，所以我们大多数人觉得有安全感，你知道自己什么是什么人，你知道自己晚上睡着以后第二天能够醒过来，你也知道自己出门不会被车撞（虽然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交通事故），你也知道没人会故意设计阴谋来陷害你，你也知道面对各种情况你能做各种决定。但是精神病人，特别指分裂症病人，本身他的安全感就非常缺乏，有一种原始的焦虑，害怕会被伤害，被毁灭， 所以他的妄想，听幻觉内容都是不好的，有那么多的嫉妒妄想，被害妄想。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药物能够消除他的症状，但是，却不能给他带来自我控制感，他还是不安全的。我想，这应该是病人不愿意用药物治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想想抑郁症病人，焦虑症病人，很多病人都会在治疗有效果后问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减药，什么时候可以挺药，他们都害怕是药物控制了他，而不是他自己本人在控制自己。回顾一下OT的那个病人朋友，当家人对他的病情没有那么关注，让他能够自由选择的时候，他的病情出现了变化，到现在能和症状和平共处，也能很好的控制他自己的生活，享受他的生活。

说这些并不是说药物多么可怕，多么不好，而是说除了药物之外，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如何提高病人的自我控制，自我尊严，自我价值。这些都是药物没有办法做到的。而这些是保障一个人有意义生活的一部分。国内的各个药物会议上，各种药宣传自己的药多么好，现在都在说能提高病人的认知功能，但是却没有药物说能提高病人的自我尊严，这往往是中国病人更需要的。

正是因为这些，在这里会有各种职业来帮助病人康复，他们更关注病人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一个弱势群体需要的照顾。这也是他们的治疗理念和我们的不同的地方，谁让他们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呢！

武汉市精神病院的何纯正和徐汉明1998年出过一本,上面讲的和楼主说的差不多.严格来说,这类治疗不是"心理治疗',而是"社会治疗".

既然先进的医学模式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那先进的治疗自然包括生物治疗-心理治疗-社会治疗.

心理治疗一般是由接受过心理治疗训练的精神科医生或者临床心理学家做,有固定的治疗室,讨论的多是内心的感受和治疗室的场景.

社会治疗一般由社会工作者、精神科护士、特殊治疗师做，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带领病人唱歌、跳舞、做操、烹调属于这类治疗．

一个治疗师同时给一个病人做几种治疗一般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会带来明显的角色混乱，尤其是病情复杂的病人，比如神经性厌食症病人．

遇到神经性厌食症病人，精神科医生的职责是关注并处理病人的躯体情况，给予营养支持，用药物控制病人的症状．精神分析师的职责是理解病人症状的意义，完善病人的人格．家庭治疗师的职责是理解并纠正病态的家庭关系．行为治疗师的职责是给予健康教育，纠正病态行为．护士的职责是观察并记录患者的饮食和体重指数，必要时限制病人的某些行为．特殊治疗师的职责是带领病人购买食品并烹调、进餐．

要做好楼主介绍的治疗，必须组建一个治疗团队，团队的领导者必须是接受过系统心理治疗训练的精神科医生，团队的成员必须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才行．

三、权力之争

精神病自古以来就不单单是一个躯体疾病，和高血压、糖尿病、外伤等内外科疾病不同，精神病人一直是受社会歧视的。翻开人类的历史，精神病人被开颅，囚禁，被认为是恶魔附体，等等。是另类，是邪恶，可怕的代名词。无论是西方历史还是中国的历史，都是如此，精神病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所谓“高一层”的人所歧视。甚至是精神科医生！记得曾奇峰在一片文章中就说到过，“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医生，在做着既打击病人同时又打击了自己的事。”毕竟我们的精神科医生也是在歧视病人的社会环境中长大，多多少少受这样的影响。

在国外是否就没有对精神病人的歧视了呢？我想还是有的，程度不一样而已。我第一次到我要工作的一个社区mental health team，下了地铁，居然找不到路了，前几天有人带我来过一次，但是我还是迷路了。幸好手上有那个team的名字，但是没有地址。于是找人问，问了好多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终于有一个人知道了，十分肯定的告诉我，往那个方向走。按照他指给我的方向，我找到了一个医疗服务站，不是我要找的team，而是一个治疗普通疾病的社区门诊。问了他们，才给我一个正确的地址，找到我需要的那个team。其实那个team离地铁就3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周围的人没一个知道。说不上歧视，但是也说明在大众的眼里，精神服务还不是太重视的。如果我是问某某附属医院，我相信，所有人都能告诉我怎么走。

另外一个事情，我所在的这个team是很早之前建立的，随着规模的扩大，现在的办公室变的越来越不够用，于是他们希望能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地点。都差不多已经定下来了，但是那个大楼的管理人员担心精神病人会对他们有伤害，所以这个事情一拖再拖。

虽然如此，但是还是能感觉到精神病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在提高，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距离和界限在缩小。

在我参加的某个workshop中，见到过一位老师Jen，女性，50左右的样子，讲课还很不错。后来知道她是这里卫生局的行政位置还很高。手里有一些资金，正在推行一些计划，其中一个就是consumer involvement initiatives plan。这个计划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在当地卫生局工会当中，必须有5个名额是给曾经患过精神疾病的人的。这个计划已经在温哥华做了有1、2年了，现在正在向温哥华以外的地区推广。而且她本人就曾经是一个精神病，这让我非常的惊讶！她说她有双相障碍，但是从她很早发病开始一直就是诊断错误，（她没说有过别的什么诊断，我猜无非是精神分裂症或者人格障碍一类的），直到后来才给她一个正确的诊断。（什么叫正确的诊断，我怀疑^_^）。就病成良医。因为她有过亲身经历，所以现在她经常在大学，培训班上给别人讲课。我能感觉到她的经历充沛，语言表情都非常具有感染力。是一个轻微轻微躁狂症早期的表现。无论她是什么疾病，毕竟她做的非常的成功。

她说目前这个plan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社区服务中，让病人更多主动参与到治疗中；另一部分是在治疗之外，在平时的社会中，让病人更多的参与到决策层当中，就像规定某工会中必须有多少人是曾经的精神病患者。（让我想起我们国家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多少是民主党派，道理一样）（工会在西方是具有非常大的权力的）。

在社区服务中，有一个工作叫peer support worker，就是那些曾经是精神病人，现在康复的还不错的人，给同样是目前正在康复中精神病人提供服务，给他们榜样，康复是有可能的，是有希望的。每个月， peer support worker都会参与到mental health team的例会中。一个case manager告诉我，其实这也是这几年的事情，之前，是不太会让他们参加我们的会的，也担心他们会不会发病。

我最大的感受是，在这里，专业人士和病人之间的界限变得很小。而我们国内，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距离非常之大，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不得不承认，某些方面我也是对病人有所歧视的，甚至在比较恼火的时候，觉得希特勒的方式或许是对的。但是冷静的时候，客观的说，精神病人需要社会更多的照顾，而不是隔离。谁能保证，哪一天，你就不会得精神病呢？如果别人也那样不友好的对你。你会怎么感受呢？往往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所以当病人在论坛写帖子说自己如何如何想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如果想从事精神科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一盆冷水，而不是鼓励。或是委婉的劝告。

几年前，看一个英文杂志，介绍在“加拿大版Nash”，那人也是非常有才华，在数学物理方面。医生要他强制服药，他向法庭诉讼，认为自己知道自己有幻觉，但是药物让他的思维停滞。最后法院判定他可以拒绝药物治疗。当时我还在这个新闻边上写到，如果他发病了，杀了人，因为他是病人，不会判刑，那么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现在想想，是因为当时对精神病人心怀恐惧，心存界限。其实很多研究都证明了，精神病人在社区里更多的是受害者，而不是侵害者。虽然现在还是对精神病人心存界限，但是比以前好点了。很多东西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要打消整个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恐惧和歧视，需要我们医生自己给自己洗脑，然后再给这个社会洗脑，打消社会对病人的歧视。借用曾奇峰文章中的一句话做个结尾，“精神病人的命运，是跟精神科医生的地位和价值联系在一起的；绝不可能出现精神病人地位低下而精神科医生被社会重视的情况”。

四、毒品和精神病

温哥华大概是整个加拿大毒品最泛滥的地方了。因为在温哥华使用毒品不会坐牢，反而有一个可以安全使用毒品的地方——Supervised Injection Site。在这里政府提供免费的针具供瘾君子们使用。并且有护士监督。

之所以有这样的机构，是因为几年前，温哥华街头因为过量使用毒品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艾滋病的传播也成为一个问题。于是政府就设立了这样一个机构来控制毒品的过量使用，和提供干净针具防止艾滋病的传播。每天这里接待有700多人次的吸毒者。对于控制因过量吸毒而死亡，以及艾滋病的传播来说，可能确实有点用。但是正因为政府法律上的宽松，北美越来越多的瘾君子移居到温哥华。毒品成了一大毒瘤。

Supervised Injection Site所在的区在downtown以东，在这里也有一个特别的mental health team。这个区的精神病人当中，有70％的人有物质成瘾问题。酒精，毒品等。这个区也是温哥华最穷的区，在街头，到处可以看到衣服破旧，无所事事的人，男人，女人。如果你是一个女的，走在街头，很可能就会有人来问你，how much。

因为这里的病人同时有精神问题和物质成瘾问题，所以他们的问题更加严重。这个team的工作人员也是最多的。外出到病人的住所探视病人的时间也是最多的。病人可能住在housing提供的免费房子里，也可能住在政府提供的廉价旅馆里。反正这里很乱。这个team的工作方式其实和别的team没什么区别，但是面对的病人有所差别。

另外有一个部门——center of concurrent disorder，就是治疗同时有物质成瘾和精神疾病的部门。这里，主要成员是OT，社工，心理治理师。主要提供小组治疗。前面提到过的从英国来的OT就在这里工作。有一个精神科医生和一个addiction physician每个星期来一次，对新病人做一些精神症状和成瘾症状的评估。

物质成瘾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再加上病人同时有精神问题。所以治理是很困难的。这里的负责人说，这里的病人往往是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治疗，然后脱离，然后有参加，反反复复。

前面写的都是人家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好，其实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问题，一个定居在这里香港朋友每每提到温哥华的毒品问题，都是非常气愤。在这里，你在家种植大麻是合法的，吸食毒品也是合法的，只有贩卖毒品才违法。因为这里的福利好，很多吸毒的精神病人，只要有医生的残疾证明，证明无法工作，他就能得到一些可观的政府补贴，而他们却拿这些钱来吸食毒品。

至于毒品注射屋，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艾滋病、过量死亡等压力，但无异于饮鸩止渴。事实也证明，近年来温哥华的吸毒者越来越多。毒品泛滥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庆幸中国毒品问题还没有这里这么严重，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哪一天某个区的精神病人有70％的人有物质成瘾，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温哥华才60万的人口而已。

都是自由惹的祸。

五、治疗理念（二）

其实每次写完东西，总觉得不能非常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想法太多，有时候很凌乱，而写作的功底又不够好。对于治疗理念，其实还是有多意思觉得自己没有表达清楚。而这是与国内差别最大的一项。药物，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没什么差别，他们有的，我们也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有。差别就是制度和治疗理念。这都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需要一个更注重人本的大环境。

治疗的目的无非是康复，让病人恢复到正常生活的状态。就是这里所说的recovery。每周我都会去参加一个workshop，其中有一个就是谈recovery，就这一点，就说了一个上午。参看了他们发的资料，以及同事的聊天，知道这个新的recovery的概念也是最近从美国引进，并且在这边推广的。印象最深的是文章中对recovery的一句话:this concept of recovery---a concept we suggest be considered “recovery in” serious mental illness as opposed to “recovery from” serious mental illness---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cure but rather calls for the provision of accommodations and supports that enable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to lead safe,dignified, and full lives in the community.康复是在疾病中康复，而不是从疾病康复到和正常人一样的水平。就像我们经常会用森田的观念，指导病人带着疾病去生活一样。想想我们的病人，如果是长期发病，治疗不理想的病人，不是长期住封闭精神病院或者是被家属关在家里，过着毫无尊严可言的生活。甚至家人，医生巴不得他们就从地球上消失，不要给其他人带来痛苦。所以在谈论手术是否可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病人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如果手术能够让家人解除痛苦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却没有想到手术是违反病人自我意愿的，可能给病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的伦理问题。把病人当作是一个可用或不可用的物品，而不是一个有free will的，有尊要的人。就我们社会目前的财富水平，生活水平来看，要给病人提供社会性的食宿支持等，可能性不大。但是作为精神科医生，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最大可能的宣传，给病人最大的社会支持。

前天在这里的一个早期干预部门，和一个医生一起接待了一个戒毒后出现精神症状的病人，首次精神科检查足足做了两个小时，我都没什么耐心了，巴不得早点结束。病人处于退缩，思维迟滞等阴性症状状态，问什么问题都要反应好一会。真佩服医生的耐心，想想自己以前做的精神科检查，没办法比较，总是先问家属病人，然后草草做一些精神科检查就了事。因为我工作的时候上级医生就这样教我的：家属提供的病史更重要，往往根据病史就能够做出诊断。我想这没错，如果病人处于木僵状态或者非常警觉的状态，他是不会和你说什么的，病史更重要。但是往往先听家属的，会对病人有先入为主的影响。想到论坛里面另一个帖子，提到卫生部的一个培训，主张先病人做精神检查，然后再问家属病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这个程序的假设前提是，病人是有自我意识的，病人向医生提供信息首先要被医生所尊重。然后再去家属的病史。而先采集病史的假设前提是，病人是混乱的，是不可信的，是浪费时间的，病人正发病着呢，有什么好谈的呢？如果先从家属采集病史后，再做精神科检查就更有重点，更省时间。这两种方式无疑都是对的，都有道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先问病史更有效（因为我们有太多病人）。但是却是把不尊重病人作为一个有free will的人作为牺牲条件的！所以我认为卫生部的培训，把精神检查作为的一道程序是一个进步。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两个字——人本！

我们往往不把病人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而是把他考虑为是一个有用的、或者没用的“东西”来看待。当他没用了，只要别再来伤害其他人，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当然能违反他的意志来给他的大脑做手术了，有什么关系嘛！反正没用了。别说捣毁大脑某个核团了。如果法律允许，让他从人间蒸发，那就皆大欢喜了。

在中国，对于精神病人来说，得了精神病是一个刺激，住精神病院，更是一种刺激。出院后，不敢让单位人知道，不敢让亲戚知道。因为那是多么丢脸的事情啊。似乎比坐牢还丢脸。有时候，病人会问我，是不是要告诉别人，我得了精神病，我也含含糊糊的暗示他尽量还是隐瞒吧，因为如果别人知道了，会歧视你的，也会让你丢工作的。但是病人内心中的自我歧视，和stigma却是挥之不去，蚕食着他的心。而这里，医生和治疗师会有很大一块时间来处理病人的stigma。也建议病人不要忌讳谈论自己的精神疾病，因为当你把自己的秘密锁在柜子里的时候，你会更加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外界的歧视内化为自己对自己的歧视。对于病人的羞耻感的处理，我想我们国内的医生做的是不好的，起码我做的不好，我所在的医院也不会去做这些工作。

再次感受——人本。

有一对从香港来的夫妻，儿子目前读high school，得了双相障碍。首先由学校的咨询师转诊到医院，再从医院转诊到早期干预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现在恢复的不错。他的父母告诉我，当开始得知自己孩子得精神病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惧，焦虑，不知所措。但是这里的服务都很好，从学校老师，到咨询师，到医生，都很耐心，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也有医院的网站可以查，上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bipolar。这样，我们的心就渐渐平静下来了，也能应付发生的一切。在学校，只有咨询师和校长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不会说，因为这是个人的privacy。可见，在这里，精神疾病的概念是深入人心的，人们不会对精神病有太多的恐惧和歧视。学校也能很自如的应对。想象一下，在我们的学校里某个学生得了精神病，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了，老师，校长，巴不得这个学生转校。

所有的一切都能清楚的看到“人本”两个字，只要我们的工作是从这点出发，相信任何方式，任何治疗都不会有错。除了本身社会大环境的发展外，国外精神科医生自身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提高社会对精神病人的关注，消除世人对精神病人的歧视，也是提高精神科医生的社会地位的必经之路。何乐而不为呢？

回复 3楼：

抑郁焦虑在全科医院很多引起大家识别及时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