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我将终生从事这一性价比不高的工作，因为我的心底，真的放不下我的患者、我的医院”
1988年，21岁的房金涛毕业进入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所(后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工作。23年来，她见证了这家二级公立精神卫生防治机构从0床位到300张床位的变迁，也经历了一个精神科医生交织着恐惧和成就的职业体验。下文系其口述：
“这哪是个医院啊”
1988年刚到医院的时候，我特别疑惑：这哪是个医院啊？
医院该有化验检查等辅助设施吧，这里没有；医院该有干净整洁的医疗环境吧，这里也没有。我到现在都记得，医院一进去是一个厕所，一面墙都剥了皮，尿碱味很大。特别是在给患者房间锁门时发出的哐哐哐的声音，那真让人不寒而栗，仿佛遭到正常世界的驱逐。
后来我知道，1988年，是医院第一次招收新医生，也是医院第一次接收住院患者。
第一个住院患者患有老年痴呆。我们20多个工作人员围着这一个人工作了半年多，回想起来那时的工作量还真是比较低。印象中我做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医生的工作，倒是以生活护理为主，照顾患者的吃喝拉撒睡，有段时间还要给患者做饭。
还是有点痛苦吧？说实话，当时医院的老人跟我讲，这里的工作很轻松，主要就是指导地段(一级医院)医生工作，一不用坐班，二也谈不上监督管理，完全靠自觉，可松可紧，伸缩性比较大。我当时最主要是想留京，也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可真正开始工作，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我多少感觉无奈，想象跟实际的落差真的特别大。但我不愿意让家里为我操心，我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我想，家里已经养你这么大了，好与不好你自己慢慢奔吧，别跟家里说那么多了，所以都是一个人扛着。
后面遇到的一位双相情感障碍(一种以躁狂或抑郁的反复发作和交替发作为特征的精神病)患者，让我真正动了离开的心思。
要说我们医院发展也是挺快的，没多久就有20多张床位了。对了，那时候北京安定医院(三甲医院，下称安定医院)床位紧缺，一些比较棘手的患者住不进安定医院，地段医院又没能力，也就只能到我们医院来住院。这样，我们很快就接触到一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疾病患者。
我清楚记得，当时那个患者非常兴奋，一定要出去，我们当然不能让他出去，而我们没有相应的医疗措施，只能靠好言相劝。可患者在丧失理智的情况下，是不会听你轻谈细语的，他一脚就把门上的玻璃踢碎了。
这一脚真是吓着我了，因为这在专科医院是不可想象的：首先，专科医院的门是铁的；其次，专科医院的门上不会有玻璃。我顿时觉得我们医院没有相应的专业设施，根本不具备收治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条件，这太恐怖了。
你看，专科医院会有兴奋室，有专门的护士管理，患者的所有日常生活都在兴奋室里，但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这意味着患者可以在医院自由出入，这就是一种安全隐患。此外，当患者不合作的时候，专科医院可以使用约束带，把患者约束在床上，而我们也没有，我们更多的是靠语言劝说。
同事们也意识到了风险，似乎是这个事情让大家达成共识：对精神患者的收治和管理还是要讲科学，不是靠信心、热情就行的。
我那时候对工作前景比较迷惘，反复在想：我要不要干脆辞职走掉？
“还是要有所追求”
在脑子里进行充满矛盾的取舍、进退中，1991年，医院请到安定医院蔡焯基教授来医院查房。在蔡教授那里，我获得了从事这一行业的信心，开始想象自己也能在业务上有所成就。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54岁的女性患者，呈缄默状态，每天不说话也不吃饭，但有突然的冲动行为，一拽不住就要出去。
根据她的这种临床表现，诊断上一般会考虑是木僵。木僵大概又有紧张性木僵、抑郁性木僵、心因性木僵、器质性木僵4种。从她的发病年龄来看，大家认为抑郁性木僵的可能比较大。
蔡教授认为这个诊断依据不足，建议去做CT检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还没有几家医院有头颅CT。我们在北京天坛医院(下称天坛医院)约了一个月才约上。检查那天是我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带患者去的。检查的时候患者很不合作，只好给患者静推(静脉注射)安定。这样仍然不能使患者安静下来，甚至在检查的时候从CT机器里爬了出来。天坛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很惊讶，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兴奋不合作的患者，用药都不管用，说这么贵的仪器、这么费劲才约上，她居然要爬出来！当时天坛医院要么停止检查，要么让我院的工作人员进入检查室帮助固定患者，当时我年轻就让我去保护患者完成CT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正常脑CT。
看到检查结果，蔡教授说既然这样就要考虑抑郁性木僵，如果使用抗抑郁症的药物后没有效果，那么就考虑电痉挛治疗，但蔡教授特别加了一句，在电痉挛治疗之前，如果有条件，还是要做个核磁共振。
当时北京就天坛医院一家有核磁，我就带着患者再次去了天坛医院。跟CT检查的情况一样，我还得进去扶着。按说这是第二次了，但我还真没去想放射线对自己的影响，当时就是想让她的病情缓解了赶快好起来，能让我们知道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结果核磁显示出多发性梗塞。
我一下豁然开朗——这是一个器质性痴呆患者，难怪使用抗抑郁症药物治疗无效。也就是说，由于她有多发性梗塞，所以她的智能已经损伤。但她不说不动，你就没办法跟她沟通，没办法对她进行智能检测。而这样的患者一旦做了电痉挛治疗，后果不可想象。
后怕之余，我敬重蔡教授的专业水准——原来同样一个专业，同行间的差别竟会如此悬殊！
坦率说，精神卫生专业即便发展到了今天，它基本上还是依靠医生的临床经验，缺乏客观的辅助检查作为诊断依据，而在其他学科，比如医生诊断阑尾炎，他可以通过物理诊断，还可以通过血生化、血常规等辅助检查去支持这个判断，但精神科医生没有，除非是刚才这种器质性患者。一般而言，精神疾病患者的功能检查几乎全是正常，而精神科的量表检查也需要患者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如果患者不配合，量表就无法进行，并且量表只能作为诊断的参考依据。这意味着，一旦我们诊断出错，治疗必然出错，而治疗一旦出错，短时间内患者的精神状况很难有改善。
由此，我仿佛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蔡教授这样，在行业里做到如此这般的水准。我告诉自己，不是说你每天在恶劣的环境下，因为换工作有难度，想发展也不现实，所以你就有理由、就有借口让自己顺理成章不思进取，我还是要有所追求。
“我觉得我都要吐血了”
你问我在对自己有所要求后，有没有什么事让我比较有成就感，当然有，而且这件事还跟我平生第一次挨打有关。
那是我工作的第四年，门诊遇见一个丈夫带着两个孩子来给妻子治病。据患者丈夫说，妻子患精神分裂症已将近20年，她经常无目的在街上流浪，到点会回家吃饭，吃完饭就又跑了，有时候走得远了，就在外露宿，家里已经不抱希望了，这次来就诊是迫于妻子娘家的压力。
我看到这位患者时，她的头发很脏，夹杂着稻草，硬硬地打着结，就像一头雄狮。她的两个孩子让我更加不忍，一个5岁，一个3岁，一看就是没人疼的，脸上沾满鼻涕，小手也皴皴的，特别可怜。
两个孩子特别打动我，我想孩子都还小，如果他们的妈妈能够恢复，那么她是能够照顾小孩的，我就极力说服她丈夫同意她住院治疗。我跟她丈夫讲，我知道你们家里没钱，我保证会尽我的全力，让你们花最低的费用，把她治疗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这样我就把她收住院了。
话是这样讲了，其实精神分裂症中有20%的患者是穷尽一切治疗手段也改善不了的。但我当时还真是年轻，凭着一股热情，就想去争取那80%。
起初也还真是有效果，她的精神状况有明显改善，已经能够有一些正常交谈，当然交谈中也会有一些妄想内容。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有助于发现她的问题所在。而且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比较好的医患关系，比如医院不允许小孩来医院探视病人，但我觉得让她的孩子跟她见见面能促进她的精神康复，所以每次都是我去找护士长说情。
结果有一天，我正在跟其他患者交谈的时候，她从远处飞速跑过来，冲着我啪的一掌拍在我后背上，当时我一点防备都没有，其实我听到了脚步声，但我看了一下是她也就没在意。这一掌拍下来，我觉得我都要吐血了，心脏也似乎要跳出来了。我根本没反应过来，多亏护士把她拦住，但她还是一副拼了命要挣脱、还想打我的样子。
说实在的，我从小也没挨过打，我特别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觉得我对她那么好，那么尽心尽力，甚至她的家人可能都没有我这么迫切希望她好起来，结果她却这样对我，我又伤心又委屈，眼泪拼命流。
我一度想，我要把她转给别的医生去治疗，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那么高尚的情操，不可能将这次袭击完全不放在心上。后来冷静了半天多，我想我还是要跟她谈一谈，即便我不管她了，把她交给别的医生，我也想知道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你猜答案是什么？她愤怒地责备我不应该勾引她老公！想不到吧？
真的，她把这谜底一揭开，我所有的不解、所有的委屈都释怀了。我甚至感到高兴，因为我明白了她在那一刻的思维内容，这对我确定治疗目标是一件好事啊！
明白了她的症结所在，我在治疗时会相应加入一些心理治疗的内容，并在充分治疗期和后期的康复指导中都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结果半年后，她临床痊愈(正常服药即可避免犯病)出院了！
她的家人特别感激，当时还流行给医院送锦旗，她丈夫也给我送了一面锦旗。这不是我的第一面锦旗，但这面锦旗上的8个字——“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直在工作中特别激励我。
“医生队伍里的弱势群体”
你问我精神科从业者挨打的事情多不多，我是觉得挺普遍的。
我经历过最严重的一例伤害，是我们的护士被患者用刀划伤。
那是2006年的一个周末，我们新收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她有一些很严重的幻觉妄想内容需要住院治疗。在护士帮她换衣服的时候，她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刀，把女护士的脸划了好长一道口子，伤口很深，外观都能看到脂肪粒了。
当时医院条件也比较差，没有救护车，考虑再打电话叫救护车会很慢，我就自己开车带上护士去外院缝合。我们也没有什么止血的东西，只能用物理压迫的办法止血，鲜血滴了我一车。这个护士现在还在我们医院工作，但她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一道疤痕。
说起来，大医院的医生是很辛苦，他们的门诊量很大，但他们有社会的尊敬和认可，作为精神科医生的我们连起码的理解都缺少，可我们的人身风险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我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愿意对陌生人提及我的工作，觉得会被别人讥笑。你别不信，别人一旦知道我是精神科医生，最常问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你能跟精神病患者在一起待这么久，你是不是潜移默化也会受到影响，你是不是也不正常？第二，你有没有挨过打、挨过骂？
我跟你讲，就在这种防不胜防的意外风险下，我们的收入在同级医院中还是相对低的。远的不说，我们的收入跟海淀医院、海淀妇产医院那一直是没法比的。
同事之间也有议论，我们付出的一点不比别人少，我们提供的服务一点不比别人差，为什么我们的收入总是比不上别人？
当然了，慢慢大家也学会了平衡：咱不跟别人比，就跟自己的前一年比，这样不是还能让自己开心点吗？
不过，收入的确会影响医院的人才队伍。我们医院2000年的时候进了5个大学生，干到现在的也就2个，近些年进来的大学本科生，基本都没留下。其实也不单是我们这样的二级医院，就是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等精神卫生专科的三甲医院，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说白了，意外风险太大、工资待遇太低、社会认可太差，人才可不就陆陆续续流失了吗？所以，我觉得精神科医生就是医师队伍里的弱势群体。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假如精神疾病患者本身患有其他躯体合并症，那么综合医院往往是不接受其入院的，原因一是害怕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再一个是对精神科的用药陌生，会考虑精神科的药会不会对他的用药有无干扰？这就逼着我们精神科医生要成为全科医生，业务学习的压力大大增加不说，医院也平添不少医疗风险——说穿了，精神疾病并不致命，可患者的合并症可是有可能致命的，一旦因为合并症在医院死亡，那医疗纠纷肯定就产生了。
最近有个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胰腺炎的患者，家属就很不配合。按道理，患者的血压、血糖控制不住，这就需要家属在我们医院办理出院手续，然后带患者去外院的内分泌科治疗。可家属就是不露面。医院只得让步，说你不办出院手续也可以，你带上患者去看病，只要你把医疗方案拿回来，哪怕我们去买药呢。还是叫不来家属。实在没办法，只能我们带着患者去看病，人家的大夫让在医院留观。那我们还得通知家属，因为医生、护士不可能陪着患者留观啊。家属还是不理睬，一不出钱，二不露面，就说没时间，你再打，人干脆关机了。
你问我这种情况下家属会不会跟医院结算相关费用？我的经验是不会的，只要没出事，家属大多跟没事人一样。可一旦出事，那家属可是会带着律师、甚至带着做医生的朋友来跟医院打官司的，他们会告诉医院，你的什么什么是不合法的，什么什么是有问题的，理直气壮得很。
医院慢慢也学会应付这种情况了，最好不要跟家属打电话，通话记录不是还得去电话局查吗，那多麻烦，就发短信，短信是可以留存的，而且几点几分发的短信那都很清楚，就算家属关机，只要你开机，你总能看到短信吧？
“你是不是把话都在医院说完了”
在精神科待得久了，人情冷暖也算见得多了。
我们一个合并肿瘤晚期的患者，家属直接跟我们说，等人咽气再给我打电话。
算起来，我也当了三四年的病房主任，可我感觉，跟家属沟通这一课，真是非常考验人。
再一个让我操心的，就是如何培训年轻医生、提高医疗质量。
我刚才说精神科医生流失严重，这个特别影响工作。你要知道，海淀区在册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将近8000人，可我们医院有执业能力的医生不过十几人，床位也才300多张。
这几年，我们院长积极在社区建立康复站，医院的病床才慢慢开始有了空床，以前永远都是满床，周转率特别低，很多患者都住不进来。
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手不够。你看我们病区多的时候有七八十张床，但能独立行医的医生只有两个。这意味着其他所有年轻医生开的药品、化验单等，都需要我们两个有资质的医生来签字把关。
这样一来，往往就不能按时下班。比如，临到下班，患者的血压还没有降下来，虽然我给开了降压药，可以交由值班医生处理了，但我根本不敢走，因为不放心啊。
我家离医院还很远，即便一路都是绿灯也要开45分钟左右的车。如果赶上下班高峰，那到家很可能就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回家还要自己做饭，很累，也就不想说话。我女儿其实特别愿意跟我聊聊她们学校的事情，那些个女孩子的小心事、小纠纷，但这时我的心思常常还没完全转过来，随口嗯嗯敷衍她一下。几次之后，她就会说，妈妈你怎么不说话啊，你老嗯什么呀，你是不是把话都在医院说完了，回来跟我就没得说了。
你问我有没有时间辅导女儿功课，太惭愧了，我女儿一直是我妈妈帮我带的，上了初中我才把她接到身边，根本顾不上她的功课。有时候女儿偷个懒，见我也不理会，她就特别生气，因为她偷懒纯粹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可我还偏偏没在意，她就觉得我不够重视她，就会抱怨。怎么抱怨？妈，你看你怎么说起患者没完没了的，你对我怎么不这样？
要说我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可以，我爱人工作很出色，他希望我最好当全职太太，如果实在想工作，那也找个清闲的工作，当作一种消遣，不要像我现在这样。你问他觉得我现在对工作是个什么样？呵呵，就是投入的热情太多呗。
不过，我知道他还是理解我的。记得2011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聊着聊着他就感慨：社会对你们这些人真是不公平，你看那些歌星，不过天生了一副好嗓音，就能挣那么多钱；你看我媳妇，给国家的贡献那么大，收入就这么一点。这是原话，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特别感动。
患者有时也会让我感觉温暖。比如，我离开病房一段时间后再去病房，有的患者就会围拢我，说“主任你去哪里了，我都两星期没见到你了”，有的女患者还会抱抱我，说“宝贝你瘦了啊”。这些事吧，让我觉得我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当然，我也有工作不顺、小有抱怨的时候，每当我跟我爱人讲起这些，他都会说“不行就回家吧”，我一听这话就会感觉好很多——毕竟自己还是有退路的不是？不过我知道，我大概也就是这么一庆幸了，恐怕我将终生从事这一性价比不高的工作，因为我的心底，真的放不下我的患者、我的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