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伦敦,刘协和与导师马尔克斯教授合影。
问:精神障碍患者收治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
刘协和:“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现实情况,主要有几种:一种是家属强行或者欺骗“病人”到医院;一种是在家属要求的情况下,精神病医院出诊接患者入院。还有一种比较特殊,即有违反《刑法》行为的精神障碍患者,经法院判决其住院治疗与否。除了有刑事犯罪的情况外,前面的情况都因无法可依,而受非议。
问:现在的草案规定,对非自愿治疗复诊有异议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司法鉴定,这是否能真正解决精神障碍患者收治的问题?
刘协和:还不够。这部法律的原则主要有两个:一是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另一个则是防止精神病学的滥用,也就是防止把精神病学的知识作为政治的工具。精神科医生不能僭越法律,成为决定一个人有无行为能力的主体。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有其特殊性,让医生同时肩负着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必然会出问题。
划清诊断和收治的权限是我认为的理想状态,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应该由医生从专业的医学角度进行诊断,而非自愿接受治疗的患者,是否收治入院,则由法律裁定。
问:现实中违反《刑法》行为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司法鉴定是怎样一个状况?
刘协和:在精神障碍司法鉴定方面,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启动精神障碍的司法鉴定,基本是由法官说了算。如果司法鉴定出了错,犯罪嫌疑人想要获得有利证据,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可以说,目前在有违反《刑法》行为的疑似精神障碍的司法鉴定方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了。
问:现在的草案,是否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
刘协和:我认为不能。精神障碍患者对自己的症状无法控制。普通人因为不理解、未知,产生了恐惧,由恐惧而产生了歧视,由歧视而打击,这样的事件时有发生。虽然相比2009的草案,现在的草案对精神障碍患者又多了一重保护: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要承担刑事责任。但这已经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观点
伪专家混迹心理咨询师
精神病人暴力犯罪后,一面是需要治疗的病人,一面是愤怒的受害者及家属、公众的质疑,法律应该保护谁?
刘协和认为,有一种最通常的观点,甚至是很多专业人士心里所持的观点,要在这两个选择之间找一个平衡,“但这是大错特错。”他说,如果公众因为惧怕,就将精神病人隔离起来,司法机关迫于舆论压力,就施以刑罚。这不仅有失法律的公允,也是社会道德和责任的缺失。社会只有先保护好病人,才能更好地保护公众。“精神病人是弱者,因病犯罪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刑罚。”
根据去年的数据显示,全国的心理咨询师已经达到30万以上。在电视节目中,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心理专家。但在刘协和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他说:“心理咨询师门槛太低,不少伪专家混迹其中,这不是一件好事。数量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精神病学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也并不表示公众对精神病有了更多的理解。”
刘协和曾遇到一位患者,家人为了给他治疗精神病,又碍于面子,花了6000多元求助于一位心理咨询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病情反而加重 了。这让刘协和大为光火:“这样的咨询师什么都不懂,怎么能擅自去治疗病人?”
谈及时下流行的不少电视谈心节目时,刘协和笑了:“上面谈的大都不是心理学的东西,很多都是演出来的。”
在刘协和看来,中国精神病学研究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仍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实现。他说:“专业人员的素质提升了,设施更好了,社会的意识转变了,精神病人的处境才会更好。”
案例
千人喊杀他救回一条命
1985年,某地一干部的儿子在饭馆里,因一名客人碰到了他的酒瓶,就把对方刺死。刘协和接手这次鉴定后,认为犯罪嫌疑人智力低下,影响了他的行为判断能力,属于限定责任能力人。
此案一审开庭时,法院内外都挤满了旁听的人,数千人都在喊杀,刘协和当庭宣读出鉴定结果,法院迫于检方和群众的压力,没有采纳,判处死刑。案子二审到了省高院,在慎重研究了刘协和的鉴定结论后,省高院作出了死缓判决。几年后,刘协和到当地出差,去监狱里了解这个人的服刑情况,管教人员证实其智力确实有问题。刘协和说:“当时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大学老师读初中的孩子,因患肾病没去上学。有一天,他去向楼下同他家关系很好的老太太借凳子,一开门就把老太太杀死。杀人后,他逃跑了。3天后,警方在学校一个很偏僻的教学楼里抓到了他。
法院要求刘协和所在单位进行司法鉴定。刘协和发现这个小孩有严重的抑郁症,判断为无责任能力人,建议监护治疗。
鉴定出来后,连当时的刑法学权威伍柳春都站出来说刘协和搞错了。后来通过成都市政协组织了一次听证会,提到一个折中办法:暂不判决,先把这个小孩送到精神病院观察,有病就治,无病再判。
大家接受了这个办法,于是把小孩送到了当时的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不久,小孩被确诊为抑郁症,通过药物治疗,恢复了正常,也被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刘协和说,当时他们顶住了压力,才用了折中办法,挽救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一系列案件的成功,也给刘协和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外界一度传言,刘协和掌握了生杀大权,于是很多犯罪嫌疑人家属以请客送礼的方式让刘协和作假鉴定,企图逃脱法律责任。遇到这种情况,以宽容出名的刘协和总会勃然大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