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精神病人安利波
曾在沪两度行凶，遣返回乡未得到公安、民政部门监管，再次赴京行凶
7月11日，安利波在北京持刀砍死一美国籍男子，动机不明。安利波，黑龙江肇州县丰强村村民，35岁，无业。
这并非安利波第一次行凶。一年前，他曾两次在上海持刀行凶、抢劫，后因诊断为精神分裂，作案时为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被遣送回原籍。
一个已确诊的精神病患者，有危险倾向，却并未得到居住地政府方面足够的照料和监控，直到再度离家并犯案。
安利波行凶的背后，是当地对精神病人监管举措和制度的缺失。事件发生后，当地派出所所长已被免职，部分警员被停职。
安利波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7月11日，安利波在北京捅死一名美国籍男子。
这位黑龙江省肇州县丰强村村民，无业，因一年前在上海的抢劫而被村里人熟知。安利波随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由上海警方送回老家。
在家乡的一年里，安利波本应被相关部门严加看管，并定时回访，但家人、村子、县民政、警方……这一系列责任人却因各种原因缺位。
这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最终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他再度掏出刀子。
在京持刀杀人
7月11日，安利波和一名外籍男子迎面相遇时，掏出菜刀砍中对方颈部致其死亡
7月11日15点20分左右，安利波出现在北京大栅栏地区的取灯胡同。
据媒体报道，安利波和一外籍男子迎面走来，两人在胡同东口公厕旁相遇。安利波掏出菜刀，砍中外籍男子颈部。外籍男子趴倒在地，鲜血不断从颈部溅出。
附近居民称：砍人者随后顺着胡同向西跑去。整个过程只有半分钟左右。民警很快封锁现场，搜寻砍人者。
警方随后查明，被砍死亡的男子姓Mills，62岁，美国人。
据北京警方通报，安利波于7月11日凌晨乘坐火车从原籍到京。安利波的父亲和丰强村村民最后见到他，还是事发前一周。
出发的那天，安利波跟家人嚷嚷着要去大庆打工。
他的父亲安继富默许这一要求，并要送他。安利波生了气，他情绪大变，涨红脸喊了句“送啥送啊”，转身出了家门。
曾有村民看见安利波穿戴整齐，急急地往镇上的方向走，看起来与常人无异。
村干部和当地派出所也并没有监控到，一个有过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要出远门了。
村里没人知道安利波去了哪里，直到警方前来调查，安继富才得知儿子杀了人，还是在相隔千里的京城。
曾因抢劫押送返乡
2011年2月安利波在上海两次持刀行凶、抢劫，司法鉴定诊断其患精神分裂症，案发时无刑事责任能力
这并非安利波第一次持刀行凶。2011年8月上旬，安利波的姐姐安利英将他从大庆市丰乐镇派出所领回家，安继富见到了久未谋面的儿子。
安利波套着一件灰衣服，“精瘦精瘦的”，“贼溜溜”地看着安继富，不言语，也没叫爸爸，径直走进了屋。
安继富一直用“贼溜溜”来形容儿子回来后的眼神：“不正常，像在盘算，带着点凶。”
1994年，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安利波离开老家，到上海工作。从1994年到2011年，安利波一直在上海，只偶尔回乡探亲。在大城市的他被村里视作“能人”。
但2011年8月，当地派出所给安继富打电话，说安利波当年2月在上海两次持刀行凶、抢劫。接着上海市闸北分局的刑警将安利波送到了肇州县公安局丰乐镇派出所。
在上海闸北分局刑警带来的书面资料中，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对安利波的精神状态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及目前为患病期”，对其刑事责任能力及受审能力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和无受审能力”。
安利英去派出所接安利波，临出门，她记得派出所的民警嘱咐自己好生看管弟弟，别让他再惹事。安利英将弟弟送到了父亲那里。
安继富腰椎间盘突出，腿脚不灵便，没法种地，只能替人看林子过活。安利波也被带到离大庆10多公里的林场。
在林场，安利波开始显露出更多的问题，他跟安继富抱怨，说自己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脑瓜一直嗡嗡响”。
此时，村里还没有人知道安利波因抢劫被送回老家了。
户籍地警方监管缺位
安利波父亲称，当地公安机关未对儿子定期回访，事发前，警方只接触过其一次；安利波杀人后，当地派出所所长被免职.
2012年春天，安利波随安继富回到丰强村，给兄嫂的20亩地帮忙，自此出现在丰强村村民的视野里。他在上海持刀抢劫的事情，也在村里传开。
不久，安利波的古怪开始显露，村民看到他在村里漫无目的地穿梭，垂着眼，骂骂咧咧，毫无理由地和村民吵架、打架。通常都是安利波先骂、先动手，可当对方还击时，他往往又会逃走。
安利波的出现搅动了整个村庄的平静，许多村民见到他都躲着走。
《黑龙江省监护治疗管理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条例》规定，经鉴定确认为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的，由该精神病人所在地的县(区)级以上公安机关填写《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入院审批表》，报主管公安机关批准，送安康医院治疗和管理。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已被当地警方收回，闸北分局、大庆市公安局和当地派出所也均未回复记者的询问，因此无法确知安利波是否被鉴定为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
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表示，作为一名有过持刀抢劫经历的精神病人，安利波有着相当大的危险性。
然而当地警方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曾有村民因安利波的危险行为要求派出所出面管理，但并未得到回应。
大庆市公安局称，安利波被送回后，丰乐镇派出所民警将其转交给其家属和村干部，要求他们对其严加看管，固定的监护人是其父亲和村干部；公安机关定时回访。
村干部否认了大庆市公安局的说法。7月15日，丰强村村支书徐建国告诉新京报记者，村委会并不知道安家的状况，而派出所也并未告知有精神病人回到村里。
安家人称，不论是村干部监管，还是警方的回访，都不存在。这一点也得到了其他村民的证实。
就在事发前一星期，安利波还和村里人“干了一仗”。
同村一位坐轮椅的村民付振波在路边上乘凉，安利波路过，看了他一眼，随即开骂。火大的付振波回骂，安利波转身离去，随后带着一个铁锨回来，向轮椅上的付振波冲过去，但被围观的村民一把拉住。
在110赶来之前，安利波已经被付振波的本家兄弟们打了一顿。安继富记得，派出所民警直接将安利波送回了家，交代了几句，要求他好生看管就离开了。
“我怎么看？他这么大个人，我整不住他。”安继富抱怨道，但这些话并没得到在场民警的重视。
安继富告诉记者，这是事发前当地警方与安利波的唯一一次接触。对此警方没有回应。
当地警方只告诉记者，安利波在京杀人后，当地派出所所长被免职，部分警员被停职。
民政部门毫不知情
政策规定，民政部门等应加强对精神病人管理，当地民政部门说公安机关未通知他们.
即使安利波并未被确诊为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他仍要接受严格的监控。
《黑龙江省监护治疗管理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条例》规定，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其监护人负责对精神病人的看管和就医，而其所在的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卫生、民政等部门都应加强对精神病人管理和治疗，预防其危害社会治安。
安继富也曾将治愈儿子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当地政府能出点钱给他治病吗？或者管管他。等他好了，再打工还钱给国家。”安继富说。
这种救济的渠道本已开通。截至2011年8月，黑龙江省已设立哈尔滨、大庆等七个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示范区，并指定了7家公立医院和基层卫生机构一同承担危险行为重性精神病病人应急处置任务。
按照《黑龙江省2011年公共卫生专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实施方案》规定，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指定医院和乡镇卫生站需要将其信息记录在册，并进行每年四次的随访管理，同时有药物、住院治疗方面的费用优惠或补助。
按照程序，进入这样的精神病院，应由丰强村村委会将名单逐级上报至肇州县民政局，由民政局申请，经市级民政部门批准后，由规定的精神病院接收。
然而这些均与安利波无关。尽管村民大都知道安利波存在精神问题，但丰强村村支书徐建国坚称，他是今年7月看到新闻才知道安利波在北京杀人，此前并不了解他是精神病人。
丰乐镇民政科工作人员也称他们不了解安利波的情况，因此也无法帮其申请精神病示范区的入院优惠。
“安利波是户在人不在，且当地派出所也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丰乐镇民政科工作人员说。
肇州县民政局也称，不知道安利波的存在。但即使民政局得知，安利波也很难入院接受治疗。
肇州县民政局救济科介绍，能够收治精神病患的医院床位十分稀缺，申请后需层层审批通过，这是一段较长的等待时间，除非病患确诊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对于这些可能的救济手段，安继富无从知晓。
在李玫瑾看来，对于安利波一类有过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尽管司法量刑从轻，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后续的监管却无法跟上。
“因为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相关部门可做可不做，一旦此类人回家，基本就失控了。”李玫瑾说。
无力的最后围栏
兄嫂没有时间，父亲没有精力照顾一个成年精神病患者，安利波的离家也未被阻止.
在公安机关的监管和民政部门的救助缺位后，安利波的家人成为看管他的最后一道“围栏”。
但对安家人来说，安利波的回归给家庭增添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我们没法一天24小时跟着他，也没法一直养着他。”大嫂季亚娟说。
季亚娟和丈夫过着候鸟式生活，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种地，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弟弟。
愿意管安利波的只有他63岁的父亲安继富，但他已力不从心。他曾打算把安利波送到私营精神病院治疗，但一年至少6万元的医疗费令他止步。他一月只有几百块钱的收入。
在回大庆后的一年时间里，安利波也曾多次前往大庆城区打工，一去就是20多天，替人送水、跑腿，干些体力活儿。
这些行为得到了家人的默许。“想管也管不了，拦不住他。”安继富说。
某些时刻，安继富又觉得儿子已痊愈了，是正常人。
在大庆看林场时，他曾带安利波一起去附近的净觉寺玩。寺庙里的功德箱裂了缝儿，几枚一元、五角的硬币漏了出来，安继富蹲下去要捡，被安利波一把拉住：“别人的钱，怎么能要？”
但这些平静时刻转瞬即逝，因为未接受治疗和服用药物，安利波时常进入焦灼、狂躁状态，还经常有幻听。
几乎每个夜里，安继富都能听到安利波辗转反侧的声音。安利波还抱怨：“总觉得后边有人在撵我似的。”
安继富对此并未十分在意，他将原因归结到儿子不能自制。他反复告诫安利波：“你有病，你的大脑，得控制点，不能老瞎想。”
但安利波急了起来，嚷嚷道：“你说我怎么控制？”
7月14日，安继富向新京报记者回忆起这些安利波犯病的印迹，他后悔自己没多照顾儿子一些，并让他轻易离家到外地去。
他清楚地记得儿子离开家时的情景。
安利波拎着大红色的旅行包，“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像再不打算回来了。”
别的国家早就制定颁布了精神卫生法规，而在我国迟迟未有发布，这给临床工作中的精神科医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一个医生时常会扮演多个角色，医生，调解员（调解家属和患者之前的监护关系），催费员（有些患者常年不出院。家属长期不来缴费）等等，真心期待卫生法的早日出台！
这种情况只有我们业内人士能理解，想想我们医院每年最忙的时候就是两会期间，那个时候送来的病人是最多的，但是开完会之后基本都走了，因为有的每年都来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就开玩笑说：“又来短住了”。
这种情况确实很无奈，每次都是症状有所控制好转的时候，就被派出所的给弄走了，说没有经费了什么之类的话，我们也为病人感到惋惜。
真希望国家能健全精神卫生方面的体制，让我们这些精神科的医生能松口气。
近日 新华网记者对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收治、管理情况进行调查，看到各个楼层心理病房的床位已经都被占满，还有部分病房出现了加床的情况；在大厅，前来咨询和办理住院手续的人也络绎不绝。
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孙健告诉记者，２０１１年中心全年精神门诊为８０１８人次，共收住院５５０人次，出院５３７人次，床位使用率达１００．４％。有时遇到急性发作的重性精神病人，还需临时加床。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今年６月１日，全国累计登记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并且录入系统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超过２２３万人。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山东省９６００万人口中，重性精神疾病在成人中发病率为１％。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防治科副主任王延祜介绍说，目前山东省重性精神病疾病患者有近百万之多，但仅有２４万患者信息被录入系统，能够收治精神科病患的医疗机构１４４家，床位量１．５万张，而且还存在着精神卫生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状况。
在我国１５岁以上人群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发病率为１％左右。其中，１０％以上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有暴力倾向。“在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当中，如果不住院进行系统治疗，２０％的病人可能会肇事肇祸，３０％的病人可能致残。”孙健告诉记者，大部分家庭选择将可能会肇事肇祸的病人关在家中，免得出去闹事；关不住，就直接锁起来，甚至一锁就是几十年。
“由于精神疾病的的特殊性，病情容易反复发作，周期长，家人对其的关心得不到回报，反而造成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很严重。这样，只是将其关锁起来与社会完全隔绝，也不是人性化的治疗方式。”王延祜说。
“看病贵、医生少、法律缺位”成收治障碍。
记者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心理病房见到来自菏泽地区的病患家属赵刚（化名）。两年前１４岁的儿子出现自笑自语和幻听等症状，经诊断是精神分裂症。赵刚带着孩子辗转于济宁、济南、北京等各大精神专科医院诊治，仅去年在北京治疗费用就超过１０万元。
“在县里医院治疗时，新农合能报销８０％以上；现在异地治疗，只能享受不到２０％的报销额度，剩下的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赵刚说。
记者了解到，在山东省，参加新农合政策的病患根据各地政策不同可以享受４０％－８５％的报销额度。但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很多家属为了保护患者隐私，宁愿选择异地治疗，而新农合的异地报销额度是２０％左右。
２０１２年５月卫生部疾控局月报显示：在已录入的精神病患者中，经济状况在当地贫困标准以下的占５７％。高昂的医疗费用和反复发作的病情特征，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现象普遍。此外，专业人才缺乏也成为制约精神卫生行业发展的重要短板。
２７岁的李英存今年刚从山东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硕士毕业。她告诉记者，当初自己也是被调剂到这个专业。“我们班６个人，５个人都是被调剂的。没人愿意学这个专业，风险高，待遇还低。”
据了解，在全国开设此专业的高校寥寥无几，每年毕业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截至２０１２年５月，山东省拥有注册精神科医师仅１７３４人。
立法难，是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的又一重大难题。据了解，早在１９８５年我国就着手起草《精神卫生法（草案）》，直到２０１１年才由国务院法制办就草案向社会征集意见。
“这种情况影响了大多数真正的精神病人的治疗权利，影响了精神卫生工作的进展。”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杨红梅说。
专家建议：完善管理体制 强化社区服务功能。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盲目扩充床位不是解决精神病人收治问题的最重要方式，长期住院的封闭管理不利于病人康复和回归社会，还需要完善精神病人的管理体制、康复机制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王延祜说：“最成熟的状态是，精神疾病患者在病重或者发病时，进行住院治疗，而后续康复在社区，通过日间照料站、康复站、工疗站等管理起来。”
专家提出，对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应建立连续的管理机制。“在入院收治前，由心理咨询师判定是简单的心理问题，还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精神问题。再对症下药，确定进行心理咨询，还是入院治疗。”杨红梅说。
“从山东省的情况看，需要被‘解锁’的病人还是比较贫困。”王延祜说，考虑到精神科疾病收治的特殊性，建议取消此类疾病异地就诊报销差别。
“在国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越南、津巴布韦，重症精神病患者都是免费治疗。我国这种救助刚起步，但是钱谁出、工作谁做，需要场所、需要有人。”杨红梅认为，应加强科普宣教，消除对精神病患者的恐惧和歧视，同时需要国家加大对基础建设的投入，在政策和相关法规上给予扶持和完善。
